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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嘉慶上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誅殺和珅?

歷史野史  2021-01-25 16:41 字號: 大 中 小

近些年來,和珅的形象頻頻在戲曲舞臺上和電視劇中出現,引起廣大觀眾的興趣。由于這些是文藝作品,難免有“戲說”和藝術加工的成分。歷史上的和珅究竟如何,本文擬以清代檔案為據,揭示其“廬山真面目”。

為何嘉慶上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誅殺和珅?

和珅,字致齋,姓妞祜祿氏,生于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滿洲正紅旗人,出身于一個中等武官之家。其五世祖尼雅哈納巴圖魯在清軍入關的爭戰中,以軍功獲三等輕車都尉世職。父親常保除襲世職外,曾任福建副都統。

和珅童年時期曾在家中與弟和琳一起接受私塾先生的啟蒙教育,十歲左右被選入咸安宮官學讀書。和珅博聞強記,不僅滿、漢文字水平有了很快提高,還學習了蒙古文和藏文,為日后通曉漢、滿、蒙、藏四種語言打下了堅實基礎。和珅的書法、詩詞、繪畫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眾多的八旗子弟學生中,和珅是出類拔萃者。

從入宮侍奉乾隆開始,和珅便給皇上一個很好的印象。野史說,和珅長相酷似被乾隆賜死的一個妃子,且不論其真實與否,和珅長得五官端正,文弱可愛,說起話來聲音洪亮卻是事實,絕不像小說、戲劇中描繪得那樣丑惡,令人討厭。

和珅的言行舉止正符合這條標準。據《朝鮮李朝實錄》記載,和珅對乾隆“言不稱臣,必曰奴才,隨旨隨令,殆同皂隸”。即使是后來位居大學士后,和珅仍像當年做御前侍衛那樣恭謹用命,“皇帝若有咳唾之時,和珅以溺器進之”,與那些正人君子的大臣相比,古稀之年的皇帝自然更喜歡和珅這樣殷勤周到的奴才,自覺不自覺地將其視如知己。

晚年的乾隆,眼睛里只有自己文治武功的業績,蒸蒸日上的盛世;耳朵里只喜歡聽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聲音。和珅正是抓住了乾隆暮年“喜諛而惡直”的心理,投其所好,以博得皇帝的歡心。為此,和珅盡其所能,大事可以化小,“唯將吉祥之語入告”,甚至像鎮壓白蓮教起義這樣的大事,和珅明知是乾隆的一塊心病,但從未將實情相告,而以“蕆功在即”蒙蔽皇帝。

乾隆四十五年以后,和珅多次負責接待朝鮮、英國、安南(今越南)、暹羅(今泰國)、緬甸、琉球(今日本沖繩)和南掌(今老撾)等國的使臣,負責全權處理與朝鮮及英國的外交事務。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英國派遣有豐富外交經驗的英國駐孟加拉國總督馬戛爾尼勛爵擔任使團正使來華,目的是完成英國國王和政府的使命,在中國“取得以往各國未能用計謀或武力獲致的商務利益和外交權利”,“設法增加我們對中國的輸出,以及經常運送其它為中國人所喜愛的大不列顛及我們印度領地的產品和制造品”。馬戛爾尼配備了精于軍事和精通科學與技術的人員共七百余人及大批禮品而來。清朝官員開始并不了解其真正意圖,還以為是恭祝乾隆皇帝萬壽的“貢使”。乾隆諭令“至接待遠人之道,貴于豐儉適中,不卑不亢”。

八月十三日,乾隆83歲生日的那天,在熱河避暑山莊澹泊敬誠殿舉行慶壽典禮,英使馬戛爾尼由和珅等帶領,“由避暑山莊宮門右邊門進呈殿前階下,向上跪捧恭遞表文”(喬治三世女王國書),乾隆接受了表文,并向英國國王和使團正副使臣回贈了禮物。宴后,和珅陪同使臣游覽了避暑山莊。

和珅于乾隆四十五年任戶部尚書,后又任內務府大臣和崇文門稅務監督,實際操持著清政府的收支大權。

貪財如命的和珅在崇文門稅關正監督任上供職八年,大權在握,為所欲為,在處理稅務、經手罰沒款、變賣罪官不動產等過程中,索賄受賄、貪污自肥不計其數。

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初三日,乾隆病逝,嘉慶親政,次日和珅即被革職拿問。初七日,和珅被拿交刑部嚴訊,京中家產被抄。十一日,嘉慶發布上諭,歷數和珅二十條大罪,諭眾知之,并令各督撫議覆。 嘉慶發布上諭兩天后,和珅著“加恩賜令自盡”。和珅在獄中上吊自盡,時年五十歲。

嘉慶在乾隆大喪期間誅殺和珅,并非倉促決定,而是等待了三年的“韜晦”。正如嘉慶所言:“和珅罪之大者,蓋由事權過重”。和珅長期專擅,“弄權舞弊,僭妄多端”,嘉慶早在皇子時代便耳聞目睹。當時和珅出入宮時,伺高宗(即乾隆)喜怒,所言必聽,雖諸皇子亦憚畏之。“內外官員畏其聲勢,不敢違拗。”三年訓政期間,嘉慶對和珅的人品領教頗深,對乾隆朝中后期,國家財力耗竭,吏治衰敗的政局深有所悟。要整飭內政,挽救大清江山,必須盡早誅和珅。

嘉慶急于誅殺和珅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乾隆末期發生于川楚陜一帶的白蓮教起義,“經歷數年之久,糜餉至數千萬而未蕆功”,嘉慶認為皆由和珅“在內蒙蔽掣肘,使軍營不得成功也”。帶兵大員掩飾虛捏,借此冒功升賞。而太上皇(指乾隆)則被和珅用“吉祥之語”入告,況且由于“圣壽日高,諸事多從寬厚”,已經沒有精力顧及此事。嘉慶即位立誅和珅,為乾隆開脫,把鎮壓白蓮教不力的責任都加在和珅頭上,以此警告后任者,全力鎮壓白蓮教,早日去掉嘉慶當政的一大心腹之患。

嘉慶在大喪之日立誅和珅,盡管他一再表白是“不得已之苦衷”,但其政治目的十分明顯,就是通過誅殺和珅,殺一儆百,為“肅清庶政,整飭官方”,扼制“諸務廢馳”的政治頹勢尋找契機,恢復皇權的尊嚴。

嘉慶自知選擇這樣的時機殺一個重臣,必然會震撼朝野,所以嘉慶此時反復強調,“朕所為止一和珅耳,(和珅)今已伏法,諸事不究。”嘉慶的政治策略,就是為緩和珅當時日愈尖銳的階級矛盾,并將統治集團的矛盾、失誤完全歸咎于和珅個人的“專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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